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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文体灵活多样，既可以撰物品、抒性灵，又是思想灵活方便的表达方式，表现的是片段的人生、社会、思想等等，故常常是以小见大，婉而多趣。本书或记人，或记书，或写编辑心得，以小见大，娓娓道来，既见作者读书之博，亦得文章之趣。

缪哲序

欲望的记忆——读《感觉的自然史》

风格的魅力——读兰姆《伊利亚随笔》新译本

使生命有价值，让记忆更甜美——兰姆和他的《伊利亚随笔》

《鲁迅集》编辑手记

斯特拉奇和他的《维多利亚时代四名人传》

史学大家的自然小品――读米什莱《话说飞鸟》

窥探《自然史》的窗口——《百兽物语》感言

思想的人——“思想者文库”观感

种子死了——《纪德文集》闲谈

受命之书 传世之作——读里尔克及其《艺术家画像》

“言必称希腊”——孙道天《古希腊历史遗产》出版感言

从《汉英四书》开始——“汉英对照中国古典名著丛书”忆谈

访学问计——“汉英对照中国古典名著丛书”忆谈之二

《周易》西行记

利玛窦、理雅各及《四书》的西译

《诗经》西行记

《老子》西行散记

《赵氏孤儿》西行漫记

钟叔河先生

何兆武先生

朱正先生

追逐风的闪电——《知道：沈昌文口述自传》出版忆谈

杨宪益先生

孙道天先生

王养冲先生

高健印象

刘重德先生

王以铸先生掠影

漫谈王以铸的翻译与古典研究

自信，否则没人信你——许渊冲先生印象

泛生活化VS概念化——封新城朱伟印象

（汉英对照）《周易》前言

（汉英对照）《四书》重版后记

《昆虫记》汉译小史（代跋）

《2015--2016随笔双年选》序

《貌相集》序

《貌相集》跋

激情人生 悲悯情怀

“发现另一个真实”

“杰出的人道主义者”

“摄影要传达人性的主题”

巴黎之眼

“我只为自己摄影”

德意志民族的马赛克拼图

大师中的大师

改变了战地摄影历史的大师

“环境肖像”摄影大师

幽默温情的街头摄影家

大雨过后——“美国出版管理培训班”随感

广州, 充满活力的出版实验地

叙事, 随笔的魅力所在

草滩

父亲的唠叨

记忆中的乡村画卷（唠叨之二）

私塾记忆（唠叨之三）

一天、一年、一生——观鸟者的“疯狂”游戏

Twitcher “稀罕控”及其他

带上“彼得森”——西方野外指南漫谈

跋    

秦颖，祖籍湖南宁乡，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期在华东师范大学求学，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先后就职于湖南人民出版社、花城出版社，曾任《随笔》杂志主编，现任职于南方传媒总部。编审、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从事编辑出版工作之余，随兴做做研究，写点文字，搞点翻译，喜欢摄影，热爱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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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插图

自信,否则没人信你

——许渊冲印象

　　许渊冲先生的梦想是要把文学翻译变成翻译文学,在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上始终都在追求这个梦,这为他带来了巨大的荣誉,也带来了巨大的争议,即使在他获得国际翻译界的“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之后,仍是如此。居里夫人说:“自信,否则没人信你。”这是许渊冲特别推崇的名言,大概也可看作他人生的写照。

一

2006年五一长假,我赴北京参加清华大学举办的一个中美双边的社科翻译座谈会。国家重大出版工程汉英对照“大中华文库”出版印制协调小组组长、湖南人民出版社大中华文库编辑室负责人李林兄也来参会。其间,我邀他去北大畅春园看望许渊冲先生。一开始李林有顾虑,“大中华文库”《西厢记》编辑过程中,因审读意见,他曾跟许先生闹了点不愉快;没想到拜访时,许先生对之前的争执表达了歉意!李林对在背后做了很多的调解工作的许夫人照君很敬重。那时,我离开湖南人民出版社有11年了,既告别了“汉英对照中国古典名著丛书”,也没能参与“大中华文库”的盛举,但对许先生一直心存敬意,他老人家已过八十,仍激情如火、倔强好胜,可敬亦复可爱。在李林跟许先生聊天的时候,我在一旁拍摄,留下了许先生谈话时的姿态:身体前倾,靠向谈话对象,无论听还是说,都全神贯注,讲话声音洪亮,滔滔不绝。

因比较长时间从事译文编辑,跟翻译界联系较多,又常参加一些学术活动,我听到不少关于许先生的故事。许先生个性非常鲜明,在行内有“许大炮”之称。一方面他总是在顽强地表现自己,如他的名片上印着“书销中外三十本,诗译英法惟一人”(我收到的张名片,2006年拜访时,30本变成60本,现在已经超过120本了);一方面在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上,他坚持己见,从不认输,跟国内许多学者、翻译家都有过笔仗,也有面对面的激辩。由于他辩论时的气势、音量、体态都咄咄逼人,有人甚至称他为“恶霸”。他的《文学翻译六十年》,记录了跟江枫先生的一场论战:“第二篇短文是湖南《外语与翻译》上发表的《形似而后能神似吗?——简答江枫》。我认为江枫是典型的形似而不神似的译者。我只对照原文读了两首他译的雪莱诗,就发现有十个错误;而他居然得了韩素音翻译奖,可见评委读他的雪莱诗集,根本没有对照原文。”这种的评价显然有失公允,还一竿子打翻一船人。这事颇能看出他的性格。

2014年,许渊冲获“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该奖项由国际翻译家联盟1999年设立,每3年评选一次,每次评选一人),他是该奖设立以来,首位获奖的亚洲翻译家。中国外文局、中国翻译协会、中国翻译研究院在外文局会堂代表国际译联举行授奖大会时,许先生发表感言,真是率直得可爱:“从事汉语、英语和法语文学的翻译对我而言一直是一种享受。93岁的我还在做翻译,我就是喜欢翻译。”“翻译对于我就像水和空气。”“全世界还没有第二人,能把中文翻成英文,又翻成法文,同时又能把英文翻成中文,又能把法文翻成中文,又能在全世界出版的。直到现在,还没有人打破纪录。”当然,若不是他有这种自信、这种坚持、这种勤奋,他不可能取得这么大的成绩,获得这么多的荣誉。

二

读许先生的散文集《诗书人生》很有意思,就像听他在谈话,没有修饰、遮掩和虚伪,直来直去,无所顾忌。《钱钟书先生和我》中记道:1976年,他看到报上发了词《井冈山》和《鸟儿问答》的英译文,听人说是钱锺书译的,觉得没有印象中的水准,便写信去问,并附上自己的译文,得到回信:“尊译敬读甚佩。”至于译文,钱先生说只是“承命参与定稿,并非草创之人”。他将此事告朋友,朋友说:“‘敬读甚佩’是客气话,不可当真。钱先生为了省事,总说几句好话,免得人家麻烦,就像威克斐牧师一样,借点东西给人,人家不肯归还,从此不再上门,牧师也就乐得清静。”自信的许先生并不认同。他在洛阳外国语学院不受重视,因为索天章看了他英译的《诗词》,评价说是“小学生的译文”。他不服,将这些英译毛诗寄给钱锺书看。钱回信:“你带着音韵和节奏的镣铐跳舞,灵活自如,令人惊奇。”“根据我随意阅读五六种文字的经验,翻译出来的诗很可能不是歪诗就是坏诗。但这并不否认诗本身很好,正如本特莱老兄说的:蒲伯先生译的荷马很美,但不能说这是荷马的诗。”钱先生的意思委婉而明确,加上前面友人的提醒,一般人都会对钱的回信内容有所保留吧。许先生不这么看,“即使是说客气话,打个一折八扣,也比索天章的评价高”。于是他以信为线索,联系《林纾的翻译》一文,就钱锺书的翻译理论做了一番发挥,认为他“理智上要求直译,情感上爱意译”,“钱先生认为翻译的诗好既是好诗,又是好译;不得已而求其次,要求是好译而不是坏诗,或者不是好译而是好诗;下等的是翻译得不好的歪诗”。“钱先生的信对我是一个鼓励,也是一个鞭策。鼓励的是,他说我译的诗灵活自如;鞭策则是,不要得罪翻译,又得罪诗。”“记得钱先生说过:有人利用他是借钟馗打鬼。可能我也包括在内。他是少年得志,功成名就,不知道受压的人多么需要钟馗!没有他的嘉奖,我怎么能把鬼打倒在地!”当然,他也不迷信。在跟钱锺书讨教的过程中,钱坚持翻译不是创作,借弗罗斯特给诗的定义“在翻译中丧失掉的东西”表达了诗不可译。许先生专门写了《文学翻译等于创作》进行讨论。钱回信:“大作已于星期一拜读:抉剔佳处,既精细亦公允。至于译诗一事,则各尊所闻,不必强同。”挂了免战牌。等到上门拜访,他又跟钱讨论译诗传真和求美的矛盾,钱先生说:“这个问题我说服不了你,你也说服不了我,还是各自保留意见吧。”

许先生的倔强、自信在他的书中随处可见。他跟朱光潜请教《诗词》的英译本,将官译本和自己的改译本一起寄上,得到回信:“尊译对原译确实大有改进,鄙意如果要彻底,好丢开原译文另译,才不受原译束缚。原译者不懂‘指点江山’是盱衡国家大势或商讨国家大事,遵照原词字面直译,不知‘江山’在外文里并没有国家疆宇的意思,尊译也因之未改,当可斟酌。”许先生不服,回信说:“‘指点江山’可照字面理解,如贺敬之《桂林山水歌》中有‘指点江山唱祖国’并没有批评国事的意思。”这种辩论,有点强词夺理的味道。刘重德请他为《浑金璞玉集》作序,他在序中对刘先生的翻译观“信达切”提出不同意见,这脾气真还有点像“巨婴”。他也批评过吕叔湘“诗体翻译,即令达意,风格已殊”的散体译诗论,认为“诗体翻译,如能达意,一定比散体翻译更能保存原诗的风格”。我想,吕先生是爱才的,他不但没见怪,还约他增订《中诗英译比录》。

许先生的自信,还在他不怕揭自己的“丑”。在《联大与北大》一文中,他不无敬佩地写到了老一代北大人的硬骨头:朱光潜讽刺江青,林庚拒绝为江青讲书,钱锺书不赴国宴。笔锋一转,他说自己及其同代人表现就不一样。他羡慕汪曾祺因为写了革命样板戏,被江青欣赏。而汪对江青有一种文人的“知遇之恩”:“江青同志如果还允许我在‘样板戏’上尽一点力,我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由此引出自己的故事:“我把诗词译成英法韵文之后,没有地方出版,也曾写信给江青,希望她像关心样板戏一样关心诗词,但是江青不懂外文,我没有像汪曾祺那样得到‘知遇之恩’。”

三

我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因“汉英对照中国古典名著丛书”的关系,拜识了许先生。手上许先生的信札,早的一封时间为1992年10月10日:“秦颖同志,收到来信非常高兴。关于《汉英诗经》的事我很愿意参加这一盛举。”这之前,许先生已经翻译完成了《诗经》的英译,交外文出版社,又跟河南人民出版社签订了汉英对照本合同,但英文版权在他手上。之后的一系列信札都是关于版权、体例、前言、稿酬的讨论。序言如何办,许先生来信说:“河南译本的序就是根据余冠英先生为外文出版社《诗经选》写的序……外文出版社的《诗经》……英文序……与河南本大同小异……《汉英诗经》是否要重新写序?如要,我可参考余先生《诗经选》前言再写一篇英文序。如要余先生专门再写一篇,那好由贵社联系。如何?”我回复:“序还是由您写,内容除介绍《诗经》的一般情况外(请参看体例条),请特别加入该书西传的情况及外文(主要是英文)译本的情况,好有对目前西方通行的英译本的评价。”很快,我收到了中英文序两篇,中文序参考了陈子展的《诗经直解》,英文参考了韦利。许先生知道我们出版《楚辞》的计划,表示愿意承担,完成《诗经》,可马上进入《楚辞》翻译,预计1993年年底完成。他在1992年11月的信中说:“我英译的《西厢记》已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顺告。如再译完《楚辞》,则我国古代韵文五大瑰宝: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都出齐了。”

跟许先生的沟通,多是书信往来,时间上、空间上的距离,使我们能比较从容地商量一些问题,即使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也能圆满解决。如稿酬,相比国内的多家出版社,更不要说台湾的出版社和企鹅出版公司,我们给得,许先生却是愉快地接受了。如编例,1995年3月16日信:“《宋词三百首》小传事,中英文不必统一。因为中文词人生平、进士(我已译成通过科举考试)、官职、作品、词风等译出后需外国读者接受,所以我的小传考虑及此,是写而不是译。如译‘豪放’、‘婉约’等词,都无恰当对等词,译后读者一看译文,并不能有同样印象,反为不美。但中文可以由你们确定。英文如改,则需经我看过,所以好不动。”我没有找到给许先生信的留底,无法还原当时的情况。5月5日信:“《宋词小传》如译,一定是中文式英文,改不胜改,我只能改明显的错误,无法改中文式英文……我宁可花一星期自写,但贵社不同意。我意《词人小传》好附在书后,香港、北京《唐诗三百首》都是如此;如放词前,请在序中注明不是许译为盼。”5月18日信:“词人传改好寄上。我的原则是专门名词音译对外文读者来说不但没有意义,反而成为负担,影响本书销路,影响译者声誉。不记得告诉你没有?英美Penguin Book已出版我的《中国古词选三百首》英译本,这是的国际书社次出版中国人的译著。出版者评价excellent tr.(绝妙好译)。所以希望《词人小传》不要产生副作用。”大概许先生初想中英文分开,英文部分他独立做。后来,我们坚持汉英文本对应的问题,还是我们请人英译了,请许先生校改。这件事上,可看出许先生很坚持自己的翻译原则,爱惜自己的名声,因这本书是合作项目(另两位作者负责今译),在翻译问题上绝不妥协的同时,他还是有一定的灵活性,具妥协精神的。我们的审稿没有后来“大中华文库”的条件,请不起社外专家,内容有疑问的地方会提出来,原则上尊重作者的意见。这大概是我跟许先生合作愉快的客观原因吧。当他听到我要离开湖南,马上来信询问:“杨逢彬来访,说你四、五月后可能调广州,不知是否属实?我们合作很好,实在不愿你调走……《西厢记》是否还由你责编?《宋词》校样何时寄下?盼告。”

四

到花城出版社后,我转向了外国文学翻译编辑,曾想请许先生为我们译点东西。因手上活太多,他给我们另外推荐了译者,并允诺一旦空下来,可考虑为我们译东西。2006年我去看望许先生,他正全力投入“大中华文库”的翻译工作,知道我到了《随笔》杂志,马上投稿:“寄上随笔两篇(两封公开信)看看是否可用?”一封是致“大中华文库”工作委员会,一封是“关于《唐诗三百首》英译本致高等教育出版社”。不知道这两封信后以什么方式递交到了相关人员的手里。这是绝好的样本,从中可以看到许先生忘情翻译,不屑合群的性格,也可看到他处理问题的简单化和张扬的个性:

“看到报纸上说:《大中华文库》受到总理重视,因为这是对外宣传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作品。因此,书目选定之后,务必选择全国甚至全世界好的英译本……如(《诗经》)《击鼓》中的名著:‘生死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湖南[按:‘湖南(本)’均指许译]的英译文是:Meet or part,live or die,/We?ve made oath,you and I./Give me your hand I?ll hold,/ And live with me till old!这是全世界有史以来好的译文[按:他的劲敌江枫也不得不说,这是他巨量翻译作品中,偶然的神来之笔],不知道《文库》为什么没有选用?……真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希望《文库》能尽快纠正偏差!不要闹出‘劣币驱逐良币’的笑话!……希望这封公开信能够得到答复。如无回音,只好上告国务院了。”我想,这么大一项工程,译者的多元多样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方式的建言,颇具许氏风格。

“收到贵社转来对英译《唐诗三百首》提出的意见共223条,我只读到……摘录的错译18条,漏译9条,添译3条,错字3条。初读之后,发现除个别错印之外,所谓错译,漏译,添译,多是不懂诗词翻译,并非译者有误……诗词翻译重视深层内容,重视意译,重视神似,说一可以指二……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说过:中国没有人获诺贝尔文学奖,因为翻译太差……所以翻译方法是一个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大问题……提的意见基本上是用法律译法来衡量诗词译文……《送杜少府》中的‘同是宦游人’,认为错译成‘陌路人’了,其实诗人王勃和杜少府都是在外地做官,译成strangers(‘外地人’,不是‘陌路人’)非但不错,而且非常正确。又如第三例李商隐诗题中的‘乐游原’,就是诗中第二句的‘古原’,古原上有陵墓,李白的‘忆秦娥’中已有证明:‘乐游原上清秋节……西风残照,汉家陵阙。’所以译成Plain of Tombs译的不是法律译文的表层结构,而是文学作品的深层内容,不但不是错译,而且是可以使读者理解欣赏的高明译法……认为这是错译,那就是要用法律似的直译,取代文学译文,使中国文化不能走向世界。他们提的意见,基本是要用形似来取代神似,我不一一答复了……试想一个做了六十多年文学翻译工作,在国内外出版了六十多本世界文学名著的译者,并且是全世界有史以来把中国古典诗词译成英法韵文的专家,怎么会在一本书内犯下223条错误……出版社如果是非不分,好坏不明,那还能出书么?”虽然,223条里,大概不少是翻译标准的不同带来的理解上的分歧,里面的不少问题也可能是谁也说服不了谁的。但许先生的愤怒却也不无道理,责任编辑应该“先要看看意见是否正确”,负起责任编辑的责任来。

许先生现在已经在国内外出版了120多种世界文学名著翻译作品。中译外的代表作如《诗经》《楚辞》《汉魏六朝诗》《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元曲三百首》《西厢记》《道德经》等,外译中的代表作如《雨果戏剧选》《红与黑》《约翰·克里斯多夫》等。在翻译理论上,他提出“三美,三之,三化”,意即“音美、意美、形美;知之、乐之、好之;深化、浅化、等化”。近年,许先生进一步提出了“中国学派”的翻译理论。他把文学翻译中的“信”与“美”的矛盾追溯至老子的“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又从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中,寻找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论。他从这句话导出了下面的理论:原文描写现实,但并非等同现实;原文和译文之间不可能叠合,译文和原文之间的距离,不一定大于原文和现实间的距离。“因为两种语文总是各有优点和缺点的,如果能够发挥译文的优势,用译语好的表达方式来描写原文所表达的现实,那译文虽不能等于原文,却是可能比原文更接近于现实,这样一来,译文就可胜过原文,比原文更忠实于现实了。”老子的“信”与“美”是“中国学派”的翻译理论的源头,后来严复提出了“信、达、雅”,傅雷“重神似不重形似”是对信和美的进一步发展,钱锺书的“化境”说把傅雷的“神似”又提高了一步。许先生认定文学翻译等于创作,一生的理想就是让文学翻译成为翻译文学。由“翻译”变成“文学”,由具体的技术手段变成普适的理论和实践,难怪冯亦代甚至说他是提倡乱译的千古罪人。

据许先生自己说,有一个美国杂志选出世界100个革命家,他排在第92名,称他是“翻译方面的革命家”!超越规矩的翻译“革命家”,注定是争议和质疑的中心。

刊《南方都市报》2017年1月16日“大家”版

入选《2017中国年度随笔》,漓江出版社2018年出版    

前言

序

为朋友的书作序，总是个苦差事。但也有愉快的地方。除先睹为快外，朋友书里倘述及其经历，作序者便可借其与自己生活的交叉，从遗忘中唤回过去的自己——至少片段；也可由此漫游出去，循着那些未交叉的小径，进入朋友生活中自己所未知的风景。如果友谊是人间温暖的部分，作序所带来的对友谊的重温，便是作序者的特权，是普通读者所未有的。故命朋友作序，虽是加给朋友的苦，也是施予朋友的福。秦颖兄新结集的文字所带给我的，便是这样的愉快。

我与秦颖兄结识于九十年代初，当时还俱为“少年”。他的工作，是做出版社编辑，我则为一家电台疗字——用我后来开玩笑的话说，所谓“官资俱是校书郎”。由书里回忆湖南时代的文字可知，当时的秦颖兄方背负青天，水击三千里，我志不过斥鴳，却也颇欲腾跃而上，翱翔蓬蒿之间。记得当时胡乱自学了点英语，便欲铅刀一割，业余做一点翻译。选定的书，乃是十七世纪一部牧歌体的对话，即后来我译作《钓客清话》的《垂钓全书》（The Compleat Angler）。当时开放不久，百物维艰，印刷费纸工，故一书之出版，犹很郑重，与今天出版易如打印，是迥然不同的。我生也贱，无余荫可庇；生活的地方，亦非大邑通都，无缘趋承鸿儒硕学；故翻译自翻译，出版则无法子可想。记得某一日，皓明兄来，怜我“伧父空自苦”，遂提议写信给何兆武先生，祈为推毂。我读大学时，曾数随皓明兄趋何先生之门，得于末座中，接其謦唾。于是便妄怀亲近，写了信过去。不数日后，便接何先生赐书，说京里无法子想，湖南出版社有位叫秦颖的先生，方组织译作，故信已转去并祈为顾拂云云。这便就有了秦颖兄来信，唯称湖南不可居，已定计去广东“花城”了。我当初写信给何先生，本来就如老家说的闲汉扑枣，有事一竿子，无事也一竿子，落不落枣，尽管由他。于是奉秦颖兄信后，便死了心，不再想出版的事。及至再奉秦颖兄来书，云花城拟出版，已是数年后了。于是便重理译稿，通信讨论译文之处理、版式之安排，也由此开始了我与秦颖兄二十多年的交往与友谊。

秦颖兄是老式的出版人，他的职业生涯，是按书本里的编辑形象和生活中凋零未尽的“遗老编辑”塑造的。遗老编辑的特点，一是博识，二是广交，如书中记述的钟叔河、沈昌文等先生，便是其典型。秦颖兄当时还年轻，却很有些“遗老气”。记得我们次见面，是在我戏称的“庄上”（石家庄）。一进屋，他便径走向我的书架前，从头至尾浏览一过，约莫用了半个时辰。我对知识，本如未经调教的猎狗，东一闻，西一嗅，不专注于一味的，故书的种类很杂。秦颖兄却皆有兴趣；说到内容，也谈言微中，很见学识的广博。后来我蹑其裾尾，随之去拜访作者，每次都见他检阅主人的书架；谈话的话题，也多因检阅的所见而起。读书人之交，原是淡如水的；赖以建立并维持的，不过兴趣的共鸣，与知识的交叠而已。秦颖兄一生与不同领域的作者保持长期的交往与友谊，得力于学识的广博者，必不在小。这在本书的文字中，也有相当的体现；如其中有多篇序、跋或书评，便或论及中国经典的西译，或西方经典的中译，跨度之大，评论之得要领，莫非老派的编辑之本色。

人对知识的兴趣，原有两种，一是对知识本身，一是对知识所赖以发生的实际经验，用钱锺书的话讲，便是人有“吃蛋派”，也有“母鸡派”。我是吃蛋派，且不喜与年长者交。秦颖兄则吃蛋之余，又问及母鸡。记得九十年代后，他时常来京城，拜访不同的作者，每次乘车过我庄上的土谷祠，便唤我“阿Q同去”。我那时颇有小闲，于是便同去。同去拜见的人中，印象较深的有严秀、宗璞、牛汉、舒芜、沈昌文、杨宪益等先生。秦颖兄与他们原很熟稔，故落座后，主人便打开话匣子，谈经历、谈写作，又稍及掌故。秦颖兄耐心、好奇，偶有提问，但以默听为多。我性子卞急，不耐久坐，听不几句，便满屋子乱走。这时秦颖总是轻声说：缪哲，你也坐下来听吧。夜晚回旅舍后，秦颖兄总掏出个小本子，录下白天谈话的梗概；偶尔想不起来，便问我“可记得某某话怎么说的？”我打小懵懂，粗枝大叶，故往往十问九不知。其间的贡献，是秦颖兄为主人拍照时，我受命执遮光板。他说某处“要有光”，我便摆弄板子，直弄到“他看光是好的”。他后来出版的《貌相集》中的肖像，有若干就是这样成的。2004年后，我弃了报社的职，去南京读博士，秦颖兄怜我孤寂，数来白下看我，也趁便访作者。记得有一回，我们同去拜访我的导师陈传席教授。陈老师案头狼藉，朱黄纷披，秦颖兄见状，便祈书一对子。陈老师命我凑词，我一时着急，竟忘了书者与受者的关系，遂自袒私情云：结友幸识管夷吾，刻书爱卢抱经。陈老师看看下联说：那只有把你的名字也署上了。今天回忆此联，觉得虽是私情，但了解秦颖兄为事为人的人，看过亦必有同感吧。

大约十年前，秦颖兄离开编辑岗位，做了其所属机构的一名管理者。我也五马换作六羊，谋得一教书的差事。这样我们便由编辑与作者，成了纯粹的闲朋友。秦颖兄君子豹变，工作之余的新兴趣，是写作与观鸟。写作的内容，多与其编辑经历有关，如《貌相集》和本书收入的部分文字便是。至于观鸟，则是他未能餍足的编辑兴趣的延伸。在他的编辑生涯中，自然志乃集中的选题类别。其中他较为得意的，是法布尔的《昆虫记》，与怀特的《塞耳彭自然史》。前者翻译的经过，这书略有述及；后者则是《钓客》出版后，他强塞给我的作业之一，理由是“《钓客》谈鱼，《塞耳彭》谈鸟，鱼鸟不分家，你便一起译了吧”。记得当时我方开始翻译柏克的《美洲三书》，精力有未逮，故颇欲推脱。他则劝云：“柏克太闹，怀特太静，单译一书，皆未免偏枯；转不如交叉着译，一动一静，于吾兄的心绪为大好也。”我虽明知这所谓“鱼鸟不分家”“一动一静”云云，是骗我入彀的伎俩，但喜其说辞便给，于是便从了。及至翻译后，始知他急智下乱编的说辞，竟是一至理。盖柏克居庙堂之上，雄辞滔滔，被裹挟数日之后，人便心倦神疲，转思与怀特退处江湖之远了。这册谈鱼鸟的小书，是我翻译的书中带给我快乐多的，也是秦颖兄编辑的书里他喜欢的之一。故出版之后，他四下推毂，竟至黄梅女士欲在她所掌的社科院外文所英美室内，为我谋得一职（我自知不配，谢绝了）。这一喜爱，或是他后来观鸟的前因也说不定。2009年后我移居杭州，这由《塞耳彭》所建立的鸟缘，也依然未尽：他经常相机负背，左“长枪”，右“大炮”，来西湖边上观鸟，与我共叙旧雨之欢。《庄子·大宗师》云：“且汝梦为鸟而厉乎天，梦为鱼而没于渊。”年来我志意衰惰，如没渊之鱼，不能再供秦颖兄驱驰于万一，故唯期他“厉天”之余，可稍分余墨，记录观鸟的经历与心得，庶不负这因《塞耳彭》所结下的鸟缘而已。

在改做教书匠之初，我曾叹苦云：

我译书的当年，颇以传经自诩，深感是有益于人、有益于世的。如今做学问，不过“得一察焉以自好”而已。有点鸡毛蒜皮的心得，就孔雀照尾、沾沾自喜；了无心得，也竿子随身，逢场作戏！这又何益于人，又何益于世呢？

直到今天，我依然这么想。但遗憾的是，秦颖兄当年示我周行，领我走上翻译的路，我却驱于饥饿，未克有终。遥忆当年秦颖兄来庄里，为我规划未来，称《钓客》与《塞耳彭》，只是学徒的试手，不足多论；出师后，当弄些大的部头如《约翰逊传》《罗马帝国衰亡史》等。我当时少轻狂，闻后不觉“膝屡前”，飘飘然有“使君与操”之感。今天回首，竟都成一梦了。2015年5月，我收到读库再版的《清话》样本，不禁想起当年受秦颖兄督命，在庄上译书的情景，于是便活剥白乐天，戏作了一打油诗。今抄录于下，以志我与秦颖兄二十余年的友谊：

一篇钓客有风情，廿卷虫鸟近正声。

苦遭张丐偷格律，又教巫贼伏高明。

已分歌残归少作，可堪人老泣飘蓬。

何日还乡逢旧雨，青共见一豆红。

缪哲

2018年1月25日    

书籍介绍

随笔这种文体灵活多样，既可以撰物品、抒性灵，又是思想最灵活方便的表达方式。它不力图展示社会生活的宏阔图景和历史全貌，而是追求书写者的个人经验、感受和思考，表现的是片段的人生、社会、思想等等，故常常是以小见大，婉而多趣。作者读书极博，有旧出版人的情怀，文字耐读，可见当下文化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