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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是战国末叶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先秦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先秦儒家的后一位大师。他与孔子、孟子一起，被称为是先秦儒学重要的三个人物。荀子思想综合了战国道家、墨家、名家、法家等诸家的成分，而对儒学做了创造性的发展；其中特别重要的是他关于人性、礼法、人的地位、名实关系的学说，这一学说构成他的整个思想体系的基础。其思想资料主要保存在《荀子》一书中。如果说先秦时代的儒家思想像一双健康美丽的天足，在后来封建统治者的大力宣扬下，孟子的思想就被慢慢地束缚、扭曲成一双金莲。所以，如果要细究儒家思想的根本，其方法，唯有研究先秦儒教大家著述一途。《荀子》就是一部很好的研读范本。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整个中华大地上一片混战，诸侯争霸，血雨腥风。而就在那时，荀子建立了一个低于儒家立场的价值平台，试图从这个非独断性的平台出发，通过一种更为对等的“讨论”，终达成在观念上维护日渐衰落的传统生活方式的目的。荀子的思想偏向于经验以及人事方面，是从社会脉络方面出发，重视社会秩序，反对神秘主义的思想，重视人为的努力。孔子中心思想为“仁”，孟子中心思想为“义”，荀子继二人后提出“礼”、“法”，重视社会上人们行为的规范。以孔子为圣人，但反对孟子和子思为首的“思孟学派”哲学思想，认为子弓与自己才是继承孔子思想的学者。荀子认为人与生俱来就想满足欲望，若欲望得不到满足便会发生争执，因此主张人性有恶（详情参考易中天教授《先秦诸子之百家争鸣》），须要由圣王及礼法的教化，来“化性起伪”使人格提高。与孔、孟相比，荀子的思想则具有更多的现实主义倾向。他在重视礼义道德教育的同时，也强调了法治的重要性，这一“隆礼重法”的政治学说，对于维护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专制体制产生了深远影响。谭嗣同说：“两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纵观历史，我们发现谭嗣同说的基本属实，历朝历代的皇帝，虽然都尊崇儒学，但都基本沿用了荀子“隆礼重法”的主张。事实上，汉王朝建立后，经过汉初黄老之学的盛行和汉武帝的“独尊儒术”，至汉宣帝时，荀子“隆礼重法”的政治学说遂被确立为“霸王道杂之”的基本国策而延续下来，也被称之为“儒皮法骨”，就是外表包装了层儒家思想，其实奉行的是法家学说。汉以后的历代封建王朝，莫不以儒家文化与法家文化互为表里，以礼治与法治、王道与霸道兼施并举，作为维护和巩固封建政权的基本国策，这充分反映了荀子学说对中国封建文化的深远影响。直到今天，“隆礼重法”的思想依然具有借鉴意义。我们从近代走到今天，打破了人治的尊崇，实现了法治的普及。虽然现状依然不容乐观，很多人对法律依然存在误解，但我们需要警醒的是，法律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法律并不是*的，我们不能从一个“人治”的*，又走向一个“法治”的*，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去深思其中的道理。荀子作为先秦时代的一个总结式的人物，不仅在哲学上成就斐然，对传统所讨论的天人、名实之辨，古今、礼法之争等诸方面提出了新的看法，达到了批判总结的高度，而且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学、音乐等方面皆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观念，卓然不凡，被学者认为是早提出“通儒”概念。但荀子及荀学在历史上却几经浮沉，引起的争议非常激烈，迄今不息。荀子之所以如此引人非议，在于他思想之驳杂。先秦诸子的思想倾向都很鲜明，学派归属一般不成问题，只有荀子是个例外，在他的统一的理论体系中融汇了不同学派的思想观点。正是这种“海纳百川”的学术气象，奠定了荀子思想巨人的独特地位。而他这种驳杂的思想来源，与他在稷下学宫的经历是分不开的。荀子其人其学，有叙说不完的话语，有值得深入探究的义理，也有为智为仁争讼不已的疑案难题。千百年来，伴随着绌荀、申荀的起落反复，人们对荀子之学不断地推出新的认识，获取新的启示。本套《荀子诠解》丛书，比较全面地总结了先秦百家争鸣中提出的一些重要哲学问题，是荀子思想的集中体现。本套为《荀子》足本，参考历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对其作出了详细注释和今译，并围绕各章主旨，对荀子名言、荀子智慧进行深入阐发，力求将荀子文字优美、体例完整、能代表其写作方法和风格的作品以及其智慧思想呈现给读者。通过阅读本书，对现代人了解儒家思想的发展，修身处世，都大有益处。

章圣人荀子()

一、邯郸赵人()

二、游学于齐()

三、献策幽燕()

四、名扬稷下()

五、论儒秦邦()

六、议兵赵国()

七、著书兰陵()

第二章荀子思想综述()

一、荀子的天人思想()

二、荀子的人性学说()

三、荀子的礼治思想()

四、荀子的王霸思想()

五、荀子的教育思想（）

六、荀子的利民思想()

七、荀子的禅让思想()

八、荀子的用人思想()

九、荀子的音乐思想和诗赋()

十、荀子对先秦诸子思想之批判总结()

十一、荀子对后世的影响及历代对荀子的评价()

第三章荀子与儒家()

一、儒学在战国的分化与发展()

二、荀子对子思、孟子、子夏、子张、子游的批评()

三、荀子与孟子思想的交集()

四、荀子对儒家“知”论的贡献()

五、儒家的政治教义与荀子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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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插图

章圣人荀子一、邯郸赵人荀子，名况，又称荀卿、孙卿，战国末期赵国人，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教育家，先秦时代，孔子与孟子之后，儒家重要的代表，也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集大成者。荀子司马迁《史记》称：“荀卿”；刘向《战国策》、《孙卿书录》，班固《汉书·艺文志》，应劭《风俗通义》都称：“孙卿”；韩婴《韩诗外传》称：“孙子”；《荀子》书中多称：“孙卿子”。司马贞、颜师古等学者因避讳汉宣帝刘询，故而改称“荀”为“孙”。顾炎武、谢墉称：“荀”与“孙”，不过是语音之转。胡元仪作《郇卿别传》，将“荀”当作“郇”，荀子是周郇伯的苗裔，而郇伯又是公孙的后代，或以“孙”为氏，故而又称孙卿。这是“荀孙”二姓的三种说法。荀子，即荀况，字卿。胡元仪《郇卿别传》云：“昔孟子为卿于齐，荀子亦为卿于齐；虞卿为赵上卿，时人尊之，号曰‘虞卿’；郇卿亦为赵上卿，故人亦卿之而不名也。”游国恩引刘向《叙录》：“兰陵人喜字为卿，盖以法孙卿也”。这是卿字的两种说法。荀子家乡何处呢?史料典籍之中，荀子故里亦即出生地在文献中本是一个比较清楚的问题。《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对之有明确的记载：“荀卿，赵人也。”稍后的班固在其《汉书·艺文志》“儒家”类所列“《孙卿子》三十三篇”下的注解中亦称：“名况，赵人，为齐稷下祭酒，有《列传》。”这里的《列传》即指司马迁《史记》中的荀卿列传，班固也认同司马迁的历史记载。以后，历朝有关荀子生平的评介，都对荀子为赵人这一点未有任何异议。《史记》所载荀卿为“赵人”，既可理解为荀卿是赵国之人，亦可理解为荀卿是赵国都城之人。对于《史记》的历史笔法，记载先秦历史人物的出生地，大致有两种记法：一是笼统地记其为某国之人，如：豫让者，晋人也。慎到，赵人。颜回者，鲁人也。蔡泽，燕人也。张仪者，魏人也。孙子武者，齐人也。伍子胥者，楚人也。春申君者，楚人也。吴起者，卫人也。另一种是具体地记载，为某国某地之人，甚至某地下属的某乡某里之人，如：犀首者，魏之阴晋人也。李斯，楚上蔡人也。晏平仲者，莱之夷维人也。白起者，郿人也。王翦者，莱阳东乡人也。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苏秦者，东周雒阳人也。专诸者，吴堂邑人。后一种历史笔法当是司马迁《史记》更具体地了解其所记之人的籍贯，但前一种记录方法，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是司马迁对于所记之人的籍贯只有一个大概的印象，便以所谓的“某国之人”概而言之。这与司马迁“考其行事，综其终始，欲以究天人之际”的著史精神不相符合。那么在很多场合之下，约定俗成，种笔法正是某国都邑之人的简称。如上所举，“颜回者，鲁人也。”众所周知，颜回乃是居住在鲁国都城曲阜陋巷中的寒士。因而《史记》称他为“鲁人”，便应是指他为鲁国都城之人。又如张仪，文献称他为“魏氏余子”，则张仪当为魏国公族之人，如此他也应当生长在魏国都城里面，《史记》所谓“魏人”，亦理应理解为魏国国都之人。再如伍子胥，《史记》记载其父奢为楚平王太子建之太傅，是其本居住在楚国郢都之内。在先秦两汉的文献史料中，像这样将某国之国都与某国国名互为借代指称的例子，十分常见。《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吴入郢”，而《春秋公羊传》及《春秋谷梁传》均作：“吴入楚”，是二传均以“楚”当做楚国郢都之称。《战国策·赵策一》有言：“秦之有燕而伐赵，有赵而伐燕；有梁而伐赵，有赵而伐梁。”梁，是魏国的国都大梁，故此在文献中就代指魏国。故此，楚郢互用，魏梁互用，也并不会产生疑惑。《史记》中这样的例子更多，伍子胥“至楚”，就是指“到达楚国郢都”。荆轲“至燕”，就是指“到达燕国燕下都”。又有“燕太子丹质秦亡归燕”，这里也是指“到达燕国燕下都”。更为有力的证明就是，“燕太子丹者，故尝质于赵，而秦王政生于赵。”意思正是，燕太子丹，曾经在赵国做人质，秦王嬴政，也生于赵国。而《史记》又明确指出：“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郸。及生，名为政，姓赵氏。”那么就可以确定，秦始皇生于赵国都城邯郸，燕太子丹也在赵国都城邯郸做人质。由此可见，赵与邯郸，密不可分，互相指代。唐代诗人韩翃就有一首诗：“家在赵邯郸，归心辄自欢。晚杯狐腋暖，春雪马毛寒。孟月途中破，轻冰水上残。到时杨柳色，奈向故园看。”其中，赵邯郸，正是这一文化现象的真实写照。由此看来，《史记》、《汉书》所记载的“荀卿，赵人。”很大程度上是可信的。赵都邯郸，钟灵毓秀。秦始皇在这里诞生；荀子在这里启蒙。邯郸是战国时期少有的繁华大都会。荀子之所以能够成为战国末期的伟大思想家，与他出生并且生长在这个大都会有着密切的关系。邯郸不仅经济繁荣，而且人才荟萃。赵国是中华大地上的“中央之国”，邯郸是赵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中心，也是被各国政治家、商人、学者注目和向往的所在。在荀子出生与成长的年代，邯郸正在经历着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改革，不沿旧俗、敢于向旧有的传统意识挑战、吸收学习一切有用的东西为我所用的思想，从幼年时代起就注入了荀子的脑海之中。在荀子的青年时期，邯郸有雄才大略的君王，大智大勇的著名将相，名噪一时的著名学者，诸如：法家慎到，名家公孙龙。这些都成为荀子少年立志，游学列国，学习儒学，批判地吸取百家之长，成就一个伟大思想家的社会平台和生活基础；成为造就荀子敢于面对列国争斗的纷乱现实，不墨守成规，不怕有悖于先哲，为中华大地实现一统，为创建未来大一统的封建帝国，建树理论基础的重要基因。荀子在启蒙阶段，不论思想、情感、性格、言行都无时不在接受着赵文化独特的人文濡养。特别是荀子启蒙与成长的阶段，正是战国中后期，处于全面鼎盛的赵国正显现出强烈的开放创新的精神气度与开拓进取的恢弘豪情。可以说，崇法尚武、崇礼尚贤、贵和持中、慷慨任侠、刚柔并济、义利兼容、海纳百川等文化精神，灌注、模塑、铸就了荀子在启蒙时代的文化性格。荀子的文化性格无疑是复杂多元，兼容并包。然而纵观《荀子》一书，可以看到荀子的人文性格，主要有两个显著特点：其一，稳健、内敛、务实、严谨的“君子”型文化性格。这无疑是赵文化结构中华夏农耕文明长期教化的结果。故而，荀子的学习观、修身观、道德观无不贯穿着君子的品格，荀子的“君子”之论可以说寄托着他全部的人生追求和政治理想。生于战国乱世的荀子，目睹的历史场景正是：道德大废，上下失序。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夫篡盗之人，列为侯王；诈谲之国，兴立为强。是以转相放效，后生师之，遂相吞灭，并大兼小，暴师经岁，流血满野；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亲，夫妇离散，莫保其命，湣然道德绝矣。晚世益甚，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盖为战国。贪饕无耻，竟进无厌；国异政教，各自制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一时间，整个战国舞台上礼崩乐坏，弱肉强食，邦无定交，士无定主，七国争雄，纵横捭阖，诸子横议，百家争鸣。战国时代既是纷纭扰攘的乱世，同时也汇集了诸子思想的大成。为了谋求匡正天下的安定之术，荀子高举“隆礼”的大旗，试图通过“君子”的“正己”与“修身”，施及邦国，以达到天下大治，进而实现“一天下，财万物”的政治理想。其二，荀子还有激昂、外向、豪放、热情的可谓“侠士”型的文化性格。这种文化性格的养成，自然得益于赵文化中游牧文化的习染，但又不同于单纯的游牧民族那种彪悍威猛、放任不羁的野性，而洋溢着一种热情奔放、慷慨激昂、乐观向上的英雄主义情怀。面对诸子百家各门各派的争鸣乱象，荀子以惊人的胆略写下《非十二子》，对当时著名的它嚣、魏牟、陈仲、史鳅、墨翟、宋钘、慎道、田骈、惠施、邓析、子思、孟轲等十二人作了学术上的批判。不仅如此，荀子还以非凡的勇气，面对孟子的性善论，而毅然写下《性恶》篇，提出人性恶，这是他独具特色的思想。荀子主张的人性恶是与孟子主张的人性善相对立的。荀子严格区分人的自然生理之性和人的社会道德之性，认为生理自然之性是天然生成的，是与生俱来的；而社会道德之性则是人为之性，是后天环境教育养成的。荀子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性恶，即生理自然之性，性善即后天人为之性，荀子叫做“伪”，即人为，后天的修养。荀子认为人性恶，但又认为后天环境可以改变人性，人经过“化性起伪”即后天的修养，可以变性恶为性善，由此，荀子提出“涂之人可以为禹”。正是在道路上行走的普通人，通过教育与学习，都可以成长为像大禹那样道德高尚的圣人。不论怎样，荀子颇具“侠士”仗义执言的学术脊梁，以《非十二子》与《性恶》两篇，针砭时弊与警醒人性，其本心在于匡正学术之弊与教化人心之恶。就连《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荀子》评价都说：“荀子所著的书籍，主张周公孔子之教化，崇尚礼而劝人学，其中为后人拿来当口实而批判讥讽的，莫过于《非十二子》与《性恶》两篇。平心而论，荀子的学问源于孔子一门，在诸子百家之中为贴切正统。”这充分肯定了荀子在先秦儒家历史上应有的地位。诚然，荀子不仅在学术上敢于争鸣，在列国游说的过程中，面对燕王哙敢于直指让位之乱；面对齐国相国，敢于阐发强国之道；面对秦国丞相范雎，敢于预言秦国无儒的后果。面对赵孝成王，敢于论述议兵富强的道理。与那些趋炎附势、毫无政见的碌碌之辈不同的是，荀子敢于面对权贵，直指弊端，毫无讳言，正体现出了他“敢为天下言”的侠士品格。不论是“君子”品格，还是“侠士”品格，都是少年荀子在赵文化的熏陶下而形成的人文风范。而赵文化“开放、进取、包容”的精神内涵，更激发了少年荀子以海纳百川的学术胸怀与进取勤学的学术精神，终成就了集先秦时代诸子百家之大成的思想巨子。在诸子横议、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荀子首先领悟的，必定是赵国思想的精神濡养。荀子在赵国的十五年中，对其思想影响的无疑就是：赵文化的变法图强的历史传统与改革进取的人文精神。荀子诞生的时代，正是赵武灵王振兴赵国的辉煌时代。赵武灵王雄才大略，心怀天下，他所领导的胡服骑射改革，引领赵国步入了战国七雄之列而傲立天下。赵武灵王统治初期，赵国还处在齐、燕、秦、魏等国的攻伐之下，中山国成为赵国腹心之国，林胡、楼烦、东胡、匈奴等北方胡人也时常袭扰边疆，使得赵国百姓不得安宁。赵武灵王为了摆脱积贫积弱的时局，“虑世者之变，权甲兵之用，念简、襄之迹，计胡、狄之利。”毅然扬鞭北指，下令全国变胡服，习骑射。胡服骑射，近可以“报中山之怨”，远可以“御秦之边”。从此，赵国的军事实力大大增强，很快展现了空前的军事威力，赵武灵王御驾亲征，亲提雄兵，率军横扫胡人之地，从而“辟地千里”，雁门、云中、九原等北方战略要地一同归入赵国版图。与此同时，赵国以二十万骑兵连续五年攻打“心腹之患”的中山国，到了赵惠文王三年，中山国亡，从此赵国到代地的路途变得一马平川。《战国策》记载，“中山之地方五百里，赵独擅之。功成、名立、利附，天下莫能害。”赵武灵王高瞻远瞩、审时度势，经过胡服骑射改革开拓了千里北疆，灭亡中山国，一跃而成为战国末期能够与强秦相抗衡的军事大国。荀子正是在这样恢弘慷慨的赵国舞台上成长起来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变法，对荀子的法家思想的启蒙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孙开泰在《法家史话》中明确指出：许多著名的法家人物，如李悝、吴起、商鞅等，原本就是三晋人，可以说，三晋地区是法家产生的摇篮。赵国尚法、重法、变法图强、依法治国的历史传统与人文氛围，无疑令少年荀子深受进取精神的鼓舞与法家思想的熏陶。荀子思想的核心为“隆礼重法”，而将法家思想引入儒家体系，正是荀子深受赵文化开放进取、兼容并包精神有益启发之后的思想创见。其中勇于创新的学术品格与融摄百家的博大胸襟，正是赵文化对于少年荀子的无私馈赠。赵文化的沃土不仅仅孕育了赵武灵王、秦始皇，而且还孕育并启蒙了荀子。荀子思想是赵文化思想的高峰，乃至中华思想文化的高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