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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现代国际私法流派》的目的主要是对美国现代国际私法中的一些主要理论进行诠释和分析，以期为中国国际私法学的研究和发展提供某些具有理论意义的参照。出于比较分析的需要，本书的讨论不得不上溯至19世纪末甚至更早一些时期的学术主张，但是本书的论题范围基本或主要限定在20世纪中叶以后。

的确，20世纪中叶以降的数十年乃是极短暂的一个时期，似乎只是整个国际私法学说史中的一段小小的插曲。我们之所以持有这样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还生活在这段时期之中。我们很容易不把我们所处的时期看作历史的一部分甚或历史本身，我们也往往不愿意停下来回顾一下过去的几十年以及这几十年中所发生的重大思想事件，更是意识不到对这些思想事件有可能产生的作用进行反思的必要性。但是在我看来，当未来的国际私法学家回硕20世纪中叶以后的国际私法发展时，他们完全有可能认为它是国际私法发展吏上极具成就的一个“改革”时期。

如前所述，《美国现代国际私法流派》作者并不是为了维护美国现代国际私法理论中的某个学派或者某个观点而撰写此书的，因为我只是试图通过尽可能客观地介绍和评论这场学术论战中的若干重要理论和思想观点的方式为难进中国国际私法学的发展提供某种具有理论意义的参照。然而，如果我不承认自己有倾向性，那既不可能、同时也为我个人的学风所不容。我在分析和思考后宣称，我倾向于美国现代国际私去理论所提出的那些新方法，并且认为这些新方法的提出为我们重新审视和实践国际私法问题开放出了一个新的视角，尽管我对美国现代国际私法理论中的诸多观点持否定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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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托雷的学说是“国际礼让说”与“属地主义”的混合产物，而该理论的核心观点认为，一个国家在其自己的领域内享有绝对的主权和管辖权，所以一国的法律只在该国的领域和管辖范围以内，才具有固有的效力。

毕尔完全继受了戴西的学术观点，认为一国法官不能直接承认和适用外国法，因为一国法院的任务只是绝对地适用本国法。但是毕尔又指出，为了维护涉外经济关系的稳定性，“对于根据适当的法律所创设的权利之存在的承认，应当扩及任何地方。据此，某一行为在行为地若被认为是有效的，那么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对此种效力提出质疑”。

毕尔的学说不只是受戴西理论影响的产物，而且还是荷兰学者胡伯“国际礼让说”对他作用的结果。毕尔在推崇“既得权学说”的同时，还把它与“国际礼让说”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他指出，“外国的权利系根据礼让而获得承认。”

库克“本地法学说”的实质内容，从概括地角度讲就是：法院永远只适用本地法，不适用外国法。然而，由于法院所受理的案件中具有涉外的因素，所以出于社会的利益和司法实践的方便，法院可以考虑外国法。但是，法院在这样做的时候，应当将所要适用的外国法规范转化为在很大程度上与本地法律相同或相似的规范，“这样就把这种规范合并到本地法之中了，为方便起见，这种规范可以被称为外国的“内国规范”，以区别于适用于涉外案件的本地法规范。因此，法院实施的不是根据外国法所产生的权利，而是根据本地法所产生的权利。

第一个原则：如果损害发生地法律比侵权行为人行为地或其住所地的法律规定了更高的行为标准或经济保护标准，那么就应该适用损害发生地法律来决定有关案件中的行为标准间题以及经济保护标准问题。

......

卡弗斯教授指出，在适用第一个原则时存在着一种例外情况，即如果侵权行为人与受害人之间存在着另一种特殊的法律关系，诸如婚姻等法律关系，那么此时法院就应当放弃第一个原则、而适用调整当事人间特殊法律关系的法律来解决他们之间发生的侵权关系。

第二个原则：如果侵权行为人行为地或损害发生地的法律规定了比受害人住所地的法律较低的行为标准或经济保护标准，那么就应当适用侵权行为或损害发生地的法律来决定有关案件中的行为标准问题以及经济保护标问题。

卡弗斯教授指出，前述适用于第一个优先选择原则的例外，也同样适用于第二个优先原则。但是，（1）如果受害人与侵权人住所地的法律规定了比侵权损害发生地的法律较高的经济保护标准，那么就应当适用损害发生地的法律；（2）如果法律冲突存在于受害人住所地的法律与侵权损害发生地的法律之间，那么就应当适用受害人住所地的法律，在这里，受害是指由于侵权人的行为而致使受害人死亡或残废的情形。

书籍介绍

《美国现代国际私法流派》的目的主要是对美国现代国际私法中的一些主要理论进行诠释和分析，以期为中国国际私法学的研究和发展提供某些具有理论意义的参照。出于比较分析的需要，本书的讨论不得不上溯至19世纪末甚至更早一些时期的学术主张，但是本书的论题范围基本或主要限定在20世纪中叶以后。

的确，20世纪中叶以降的数十年乃是极短暂的一个时期，似乎只是整个国际私法学说史中的一段小小的插曲。我们之所以持有这样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还生活在这段时期之中。我们很容易不把我们所处的时期看作历史的一部分甚或历史本身，我们也往往不愿意停下来回顾一下过去的几十年以及这几十年中所发生的重大思想事件，更是意识不到对这些思想事件有可能产生的作用进行反思的必要性。但是在我看来，当未来的国际私法学家回硕20世纪中叶以后的国际私法发展时，他们完全有可能认为它是国际私法发展吏上极具成就的一个“改革”时期。

如前所述，《美国现代国际私法流派》作者并不是为了维护美国现代国际私法理论中的某个学派或者某个观点而撰写此书的，因为我只是试图通过尽可能客观地介绍和评论这场学术论战中的若干重要理论和思想观点的方式为难进中国国际私法学的发展提供某种具有理论意义的参照。然而，如果我不承认自己有倾向性，那既不可能、同时也为我个人的学风所不容。我在分析和思考后宣称，我倾向于美国现代国际私去理论所提出的那些新方法，并且认为这些新方法的提出为我们重新审视和实践国际私法问题开放出了一个新的视角，尽管我对美国现代国际私法理论中的诸多观点持否定态度。